形法者，大举九州之势，以立城郭室舍，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，器物之形容，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。犹律有长短，而各征其声。非有鬼神，数自然也。然形与气相首尾，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，有其气而无其形。此精微之独异也。

这说明汉代就有了求其“吉凶”而创立的选择住宅的专门巫术，依王充《论衡》，这种巫术的基本理论是：

（图宅术）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。第定名立，宫商殊别。宅有五音，姓有五声。宅不宜其姓，姓与宅相贼，则疾病死亡，犯罪遇祸。（《论衡·诘术篇》）

其理论基础，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“律有长短，各征其声”大体一致。王充还提到，依据这种“图宅术”，则“商家门不宜南向，徵家门不宜北向”。即姓为商声的人家，住宅门不能朝南；姓为徵声的人家，住宅门不宜向北。这样的一套巫术，似乎与堪舆术无关。

北魏时，有殷绍向朝廷献《四序堪舆表》，“专说天地阴阳之本”，其具体内容是：

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配合之原，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，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。（《魏书》卷91）

这里所说堪舆术，似乎也与住宅或葬地选址无关。

大约由于《堪舆经》也讲按五音给姓氏分类的理论，使堪舆术和卜宅吉凶的巫术联系起来，后代也就往往把卜宅吉凶的巫术，也包括占葬地吉凶的巫术，也叫做“堪舆术”。但是堪舆术也不是风水术，因为它的基本理论与风水术相差甚远。

五、风水术是宋代才出现的、专为葬地吉凶而出现的巫术

据吕才所说，当时的葬书，一是要选择埋葬“年月便利”，二是要选择“墓田逺近”，并且和“宅经”一样，是依“五姓便利”。在吕才看来，这不过是“巫者利其货贿”。大约这种宅经、葬书理论遭到了吕才的批判，不时兴了，所以到了宋代，出现了风水术。

风水术的根据，在署名郭璞的《葬书》。其中说道：

葬者，乘生气也。五气行乎地中，发而生乎万物。人受体于父母，本骸得气，遗体受荫。

经曰，气感而应，鬼福及人。是以铜山西崩，灵钟东应。木华于春，栗芽于室。

盖生者气之聚，凝结者成骨，死而独留。故葬者反气入骨，以荫所生之法也。丘垄之骨，冈阜之支，气之所随。经曰，气乗风则散，界水则止。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

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。经曰，外气横形，内气止生。盖言此也。

郭璞像（图片来源 ：）

这是风水术的基本理论，其核心部分，乃是“气感而应，鬼福及人”。其理论基础，是汉代形成的“天人感应”说。作者据此认为，葬地的气可以入于死者的骨中：“反气入骨”，然后由于“气感而应”的结果，荫庇和保佑他的后人。

要看某地是否有这样的气，不是看该地是否依山傍水，背风向阳，风水术说的不是这样的、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水，而是那能否吹散入于死者骨骼的荫庇后人的吉气的风，是能否止住入于死者骨骼荫庇后人的吉气的水。要背这样的风，傍这样的水，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背山面水之类的地形，而是要能够成为青龙、白虎之类形状的地形：

夫葬以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后为玄武。玄武垂头，朱雀翔舞，青龙蜿蜒，白虎驯俯。形势反此，法当破死。（《葬书》）

此外还有所谓仰刀、卧剑，覆舟、横几，燕巢、灰囊等等形状，其优劣好坏，就看它是不是能够聚得“吉气”。

《葬书》署名“郭璞”，据《四库提要》考证，则此书出于宋代。而我们在唐及其以前的文献中，也的确没有发现与选择葬地吉凶有关的“风水”概念。因此，《四库提要》的考证是可靠的。

六、风水术“全无义理”

风水术刚刚出世，就遭到当时思想家张载、程颐的批评，认为这种说法“全无义理”。

从宋代开始，反对葬地决定吉凶、反对风水术的人们，有著名的儒者司马光，南宋则有真德秀，明代的开国儒臣宋濂以及他的弟子方孝孺，明朝中叶的王廷相以及清初的儒者徐乾学等，都曾著文，明确反对风水术。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巫术，不合圣人的教导。风水术在传统文化中，一直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巫术文化。

到了清代，起初在顺治皇帝的“圣训”中，曾批判风水说的诞妄。康熙皇帝的“圣训”，还认为相信风水的只是“内地愚人”。乾隆时代的“圣训”“上谕”，才正式承认了风水术，影响所及，直到近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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